我的教育生涯（七）

    一九四九年四月，我看见国民党军队纷纷往中山门那边狡猾逃窜，听见下关炮声隆隆，楼上的玻璃窗震得咚咚响。四月二十二日夜，南京成了"真空"，国民党军队逃走了，而解放军尚未进城。那夜，在鼓楼的司法院大火冲天，大概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放的火。为了保卫学校我和在校的几位教师自动组织起来守夜、巡逻，以防坏人来破坏。我一夜未睡，第二天一早听说共产党的军队进了城，就到鼓楼去看，只见解放军穿着布衣布鞋，队伍整齐，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。过了几天，解放军还到我校来扭秧歌，打腰鼓，唱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的歌曲，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新鲜。
    同年秋季，中央大学附属小学改为南京大学附属小学。胡颜立同志首任附小的校长。他平易近人，没有架子，喜欢小孩，经常听课。他对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很有帮助。他多才多艺，会拉胡琴、吹笙。在他带动下，附属小学文娱活动很活跃。每逢纪念节日，全校师生都有演出。我和几位老师学会了打腰鼓、扭秧歌，还演出歌舞剧《送军粮》、《女民兵》、《好阿姨》等节目。我还和美术教师分工协作，他做木偶、道具，我编剧本，指导学生演出《一棵高粱》、《两兄弟》等木偶戏。虽然那时我已四十来岁了，但干劲很足，是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。
    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，原南京大学校址改为南京工学院，金陵女子大学改为南京师范学院，南京大学附属小学改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。虽然校名多次更改，我却一直在这个学校工作。我深深体会到，新社会物价稳定，生活幸福，教师工作有保障，这就更有条件搞好教学工作。我住在学校，以校为家，精力集中，从早到晚，吃饭走路。和亲朋好友谈话，都离不开教学工作。我每次开课，都得到听课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。所以，搞好教学的客观条件极好。
    一九五三年，我们学习苏联凯洛夫的《教育学》，什么五个原则，五个环节等。当时，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同学来校见习、实习，都是按这几个原则、环节来衡量一堂课的好坏。苏联专家还来听过我的课，课后召开评议会，对我的教学是有促进作用的。 一九五六年是我终生难记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我被评为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，小学一级教师。同年五月还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，推翻了三座大山，建立了新中国，使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，这是我们多年的宿愿。在党的直接培养教育下，我的觉悟逐渐提高，懂得怎样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。
    正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去的时候，不幸，我爱人的病加重了。早在解放初期，他蒙领导照顾，没有随机关去皖北治理淮河，而留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内，后又去无锡肺结核病院治疗。但终因病情过分严重，无法医治。当医院发来病危通知时，我还在进行家庭访问。待我赶到医院时，他已不能讲话了。对于不能悉心地服侍他，我是深为遗憾的。一九五八年，我爱人去世时，除了大孩子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外，其余四个孩子都分别在上中学和小学。我一人带四个孩子住在学校内，早晨别人尚未起床，我已买菜回来，夏天晚上别人都已乘凉了，我还要替几个孩子洗澡洗衣。而白天一点也没有妨碍教学工作。是党，教育我要兢兢业业搞好工作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