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教育生涯（六）

    1937年夏，我放暑假回诸暨老家。这时"七七事变"爆发，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被炸，我在学校里的家具也全被炸毁。我就留在家乡，和乡亲们一起做棉背心、鞋子等慰问品支援前线，希望打日本侵略者，重返学校工作，可是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，节节败退，使得大批国土沦陷，杭州也危在旦夕。这时父亲又患破伤风病故。日寇到处烧杀抢掠，形势越来越紧张。我在诸暨斯宅不能继续呆下去了，母亲叫我跟叔叔、姑姑们赶快外逃。1938年春，我带着大孩子，跟着家乡的几个年轻人，从浙江经江西逃到湖南长沙。我找到当时在长沙市立第五小学做校长的老同事，就到她的学校做代课教师几个月后，长沙又告急。不得已，我们姑侄几个只好各奔东西。我逃至爱人的单位所在地重庆（导淮委员会已迁至重庆），之后又跟随他们机关到四川雅安，西康天全。因导淮委员会无淮河可导，就改建川康公路。我就在他们单位的子弟学校任教。后来，他们单位又转到贵州赤水从事赤水河工程。这时，我爱人患了肺病，心情不好，生活艰苦，营养不良，加上工作繁忙，贵州山区又缺医少药，得不到很好的治疗，他的病情就愈来愈严重。当时我们已有四个孩子，在那里人地生疏，举目无亲，我没人可托，无业可就，既要照顾孩子，又要服侍病人，日子真难捱呀，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家园！流落异乡，想到国难家愁，真是度日如年！我嫉恨国民党政府腐败，深忧国家民族的危亡，痛感家庭生活的艰辛每到深夜，只有对天长叹，暗暗落泪。 

    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喜读传来，"下江人"含着热泪，奔走相告。我决心重回南京学校加倍工作，把学生教好，使国家富强起来，再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侮、凌辱。 

    因交通不便，我随爱人机关直至一九四六年夏天才回来。我爱人随他机关先回南京，我怀着身孕，带着四个孩子暂回诸暨斯宅。母亲见我拖儿带女，衰老了不少，知道我在外面受苦了。那年秋天，我在家生了最小的女儿。当时我小孩多，负担重，爱人又有病，曾想把刚生的女儿送人，可是爱人不同意。他说一般人都重男轻女，儿子送人可以，女儿送人会受人虐待。我想这话有理，就留下了。我工作心切，一九四上初到南京。谁知实验学校校长已换人，进学校要经有面子的熟人介绍。我就去找学生家长吴研因先生，他的孩子曾在实验学校念过书。吴老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小教司司长。他同意做我介绍人，我才又回到实验学校。因我爱人有病，我就请我母亲来南京照顾他，以便让我安心在校工作。 
    抗日战争结束，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，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。我母亲吓怕了，深怕战争会旷日持久地打下去。我爱人又卧床不起。家中有老，有小，有病人，这个局面我一个人也撑不起。我就把母亲和爱人送至杭州，小女儿由母亲带回老家，爱人带二儿子随他单位去绍兴，我带三个孩子仍留在南京。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我为了安全，向学校借了三楼上一间八平方米的小房间，一住就是三十年，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搬出。 
    解放战争期间，谣言纷传，什么"共产党杀人放火"呀，"共产共妻"呀……我全不信。我想：有钱人腰缠万贯，作恶多端，才害怕共产党，所以要逃跑。我一无产业，二无资本，怕什么？不需要逃，也不想逃，就留在南京校内。